追隨尚．惹內的巴塞隆納
同一個巴塞隆納：惹內在Raval行竊，畢卡索在哥德區辦個展，高第的聖家堂拔地而起。三個人從未交會，走過的街道卻相距不超過幾公里。
1933年11月，一個23歲的法國人抵達巴塞隆納。他沒有錢，沒有證件，沒有地方住。他逃離了法國軍隊，在敘利亞、摩洛哥輾轉流亡，最後落腳在蘭布拉大道以西那片被稱為「巴里奧奇諾（Barrio Chino）」的街區——第五區，或者按當時巴塞隆納人的說法，就是「那個地方」。
同年12月，他寫信給作家安德烈．紀德，開口借錢。信上的地址是巴塞隆納郵局的代收信件欄。「我在巴塞隆納身無分文，領事館難以接近，我是個孤兒，在酒吧之間流浪。」這封信是他在這座城市存在過的唯一文件憑證。
他叫尚．惹內（Jean Genet）。他在這裡待到1934年春天，在Carme街和Mediodía街一帶行竊、賣身、和乞丐與變裝者混居。那段經歷十幾年後在巴黎的牢房裡寫成了《竊賊日記》（Journal du voleur）。他說，那是他把卑賤轉化為詩的起點。
沿著《竊賊日記》的路線走
惹內出生於1910年，母親是娼妓，出生後七個月就被送進孤兒院。他在法國中部的養父母家長大，養母去世後他在家裡的地位從孩子變成僕人。他開始偷竊，逃離少年感化院，一逃再逃，最終從軍，然後逃兵，一路流浪到巴塞隆納。
我們跟著惹內的文學漫步在巴里奧奇諾（意指西班牙語地區的「唐人街」），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謊言。這個街區從來沒有任何中國人，名字來自1920年代一個記者替它取的外號，暗示的是紐約唐人街那種罪惡名聲。直到1990年代巴塞隆納奧運前後的城市更新，才把它改成現在的El Raval。
他在《竊賊日記》裡這樣描述：「巴拉雷洛大道和著名的蘭布拉大道平行。在這兩條寬闊的大道之間，無數狹窄、陰暗、骯髒的街道構成了巴里奧奇諾。」他們六個人睡在一張沒有床單的草蓆上，黎明前去市場乞討，成群離開街區，提著菜籃，因為市場的主婦們比較願意給一根韭菜或一個蘿蔔，而不是施捨一枚硬幣。
今日的Carrer del Carme兩側是咖啡廳和雜貨店，街道的尺度和舊年代幾乎沒有改變，為惹內流連的跨性別卡巴萊酒吧La Criolla的舊址。同一個年代，另一個法國人也來到了巴塞隆納。建築師柯比意受邀評估Raval的都市規劃，他的結論是：把整個街區夷平，蓋三棟摩天樓，以「衛生」的名義清除社會底層，MACBA巴塞隆納當代美術館——Richard Meier設計的白色現代建築，在1995年落成，正是建在這塊土地上。
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入口
走進Raval深處，Carrer de Sant Pau 65號有一間酒吧，名叫Bar Marsella，1820年開業，是這個街區最老的酒吧。瓶子上積著幾十年的灰塵，鏡子大部分已失去反光，苦艾酒是招牌。據稱畢卡索和海明威都曾是這裡的常客，1930年代惹內也在這一帶流浪。
穿越蘭布拉大道，進入哥德區，是另一個巴塞隆納。
畢卡索1895年隨父親來到這座城市，父親在美術學院任教，他13歲。他在哥德區的藝術家之間長大，17歲開始出入Carrer de Montsió 3號的Els Quatre Gats，一間仿照巴黎Le Chat Noir開設的藝術家酒館，高第、作曲家格拉那達斯經常造訪。1900年，畢卡索在這裡辦了人生第一次個展，展出近百幅肖像，他還為咖啡廳設計了菜單封面，幾個月後他去了巴黎，開始了他真正的畫家生涯。
今天的畢卡索美術館在El Born街區的Carrer de Montcada，館藏以他青年時期在巴塞隆納的作品為核心。看這批作品，要把它們放回那個時代：1900年的巴塞隆納，現代主義正在興起，一個年輕人在哥德區的咖啡館畫肖像，而三十年後，惹內在幾公里外的Raval街頭乞討，對比出藝術創作者的迥異人生。
從畢卡索美術館搭地鐵，十分鐘可達聖家堂。
高第1883年接手設計卻未能完工，他晚年幾乎不接其他案子，把所有時間給了這棟建築，每天步行上下班，生活簡樸到路人認不出他。1926年他被電車撞死，第一批抵達現場的人以為是個乞丐。惹內筆下的巴塞隆納是「充滿汙穢、尿騷和糞便氣味的街道」，高第在城市另一端一磚一石堆起信仰的高塔。
聖家堂不是高第留下的唯一入口。沿著Passeig de Gràcia大道走去，還立著另一棟房子——巴特羅之家，2026年正好是高第逝世一百週年，這棟宅邸也把公眾從未見過的高第重新掀開。修復團隊花了三年，像考古一樣一層層剝開後來的裝修，露出1906年的波浪天花板、花卉灰泥浮雕，還有高第親手回收再利用的舊木門，這是巴特羅家族後代住了超過一世紀的最後一戶原始公寓，如今首度對外開放，同樣的房間一晚要價不菲，只留給訂得起位子的人。
惹內1970年代重返巴塞隆納，說這座城市已經變了，Raval失去了他當年喜歡的那種邊緣活力，他看見的是一座被資產階級化的城市。他說這話的時候，聖家堂還在建，今天仍在建。
